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起承转换

一、晚清社会的侠文化
     如果说在主流政治领域，侠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精神资源，发挥着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先锋作用，那么，在更为广大的社会文化领域，晚清同样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侠文化风气。
     晚清社会的侠文化风气，仍然可以从世俗和先锋两个层面来看。在世俗层面，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文康《儿女英雄传》刊行和光绪五年(1879年)石玉昆的评书《三侠五义》出版之后，对于侠骨柔情的人格想象，对于清官义侠的政治想象，成为当时社会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想象出路。为什么在改良派和革命党人那里，都有对侠的深厚感情?这是与当时整个社会的侠文化风气密切相关的。
     但是，无论《儿女英雄传》也好，《三侠五义》也好，都是封建政治愚民式的主流文化。当新世纪的曙光到来之时，尤其是在谭嗣同和秋瑾先后“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后，侠文化就被时代潮流从封建辅助提升到了革命先锋的高度，为后来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做了充分的社会政治现实和文艺文化现实的铺垫。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他素来所崇尚的墨家游侠精神和日本武士道侠义精神基础上，伴随着他的“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开始了对于中国侠文化的现代改造，并成功地将“游侠”、“义侠”转换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武侠”。


二、武侠的诞生及发展
     20世纪以前，并无作为专有名词的“武侠”。“武侠”作为专有名词，始自日本。1 900年，日本科幻小说的鼻祖押川春浪发表《海底军舰》，描写俄罗斯南侵，一批日本志士在海底制造军舰，复兴帝国。到1907年，他写成了一个系列共六部小说，包括《海底军舰》、《武侠之日本》、《新造军舰》、《武侠舰队》、《新日本岛》、《东洋武侠团》，总名之为“武侠六部作”，而从1902年该系列第二部《武侠之日本》开始，就着力描写了日本民族性格中的武侠精神。到1914年押春川浪去世，他在14年间共创作“武侠”小说18部。在《武侠之日本》中，主人公柳川阐述“武侠”的内涵说：“‘武侠’是为维护自由、独立和人权而彻底对抗压制的精神，也是保护弱者的精神。为自己的利欲侵犯他国和别人的权利，这就是‘武侠’的大敌。”建立在反侵略、反强权基础之上的“武侠”精神，也正好适应了中国在近代外忧内患之中奋起自强的需要。
     梁启超在东京从中国传统资源和日本域外借鉴中寻求改良出路，撰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将侠义源流上溯到孔子，1904年蒋智由为该书作序，就引进了“武侠”概念，他说：“虽然，吾以为必有赴公义之精神，而次之乃许其报私恩焉。不然，彼固日日欲赴公叉，而适以所处之地位，有不能不报私恩之事，而后乃以报私恩名焉。要之所重乎武侠者，为大侠毋为小侠，为公武毋为私武。”并进一步引申说：“虽穆罕默德、成吉思汗伟大之功业，又何难建设于吾人种之手，而又奚独让日本以武士道之名，使专美于地球也。”同时，一些小说序跋和评论也开始使用“武侠”一词，尤其是在对于《水浒传》的近代引申中最为突出。如1904年卧虎浪士为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作序说“《水浒》以武侠胜，于我国民气，大有关系”；又如1905年定一在《新小说》第十五号《小说丛话》栏目中称《水浒》“遗武侠之模范”，并具体解释为：“施耐庵之著《水浒》，实具有二种主义”，一为“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即民主主义；二为“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浣之祸”即民族主义。
     虽然押川春浪的作品在日本被视为科幻小说，但和西方科幻小说基于科学精神不同，押川春浪的思想文化基础是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精神和从中国借鉴而来的游侠精神二者的结合，因此他将其作品命名为“武侠”，即“武士+游侠”的简称。武侠产生于特定的时代氛围之下，对于日本来说，是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在忧患中对强国之路的探索。日本变法成功，无疑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榜样，因此武侠也就成为中国传统近代转换的成功范例，被迅速引入中国。


三、武侠与晚清侠文化的比较
     武侠和晚清的本土侠文化资源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清官义侠强调的是道德，儿女英雄强调的是情怀，武侠则强调了用武力来行动，来促成“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革命党人就是典型的武侠，江湖帮会也纷纷投身到革命外围，武术之风作为摆脱“东亚病夫”耻辱而重树民族自尊也在社会上得到普遍推广，并直接促成了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诞生。
     清朝统治者为了防止汉人造反，从清初就严禁民间练武。民间武术多以江湖帮会和民间宗教的形式秘密存在。直到19世纪末，八国联军入侵，义和拳才借抗击侵略的名义形成大规模的群众练武运动。但是，义和拳本身有诸多迷信成分，并非能够和侠文化接轨的武术。直到1909年，霍元甲在上海创办“精武体操学校”，把世代相传的“迷踪艺”公开传授，以武术教育为主要活动，倡导“尚武强国”，这才形成具有现代意识的“武侠”武术。
     随着武术的普及和游侠精神的张扬，现代武侠小说在“武侠”概念进入中国近20年后，以《江湖奇侠传》的传统形态和《近代侠义英雄传》的现代形态在平江不肖生笔下同时出现，而平江不肖生兼具双重身份，他既是武术家又是小说家，既有日本留学背景又有湘西乡土背景，因此，武侠小说在他笔下的呈现，就具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意义。《江湖奇侠传》的宗旨就是要写那些奇奇怪怪的事迹和人物而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而《近代侠义英雄传》，第一回即以谭嗣同的狱中绝命诗，引出小说的宗旨，“本是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包括了大刀王五、霍元甲等近代著名的武者和游侠，但作者也清醒地明白时代变迁中的社会现实真相，所以，他在第七十五回中又借霍元甲之口说：“现在打仗全用枪炮，能在几千里外把人打死，纵有飞天的本领，也无处使用。”这是高估游侠的血的教训，正如上文所述，大刀王五营救光绪失败，反而加速了慈禧的反攻倒算。到这一步，武侠就不得不退居为一种文化人格与文化想象，武侠就不得不退出具体的社会实践层面。
     也正是从这里出发，中国侠文化得以另辟蹊径。作为侠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剧作为具有充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大众叙事形式，曾一度面临被文坛扫地出门的“灭顶之灾”，由于梁羽生与金庸的崛起，武侠小说中出现了武林至尊笑傲江湖的鼎盛局面。而金庸是武侠小说公认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他对武侠小说的现代化转换，使武侠小说的文体意义得到极大提升。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郭靖，历史上也确有其人，《宋史》卷四四九就有他的传。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四川守将吴曦叛宋的时候，郭靖是高桥地方的一个“土豪巡检”，他与众人被吴曦驱至白崖关(在今陕西洋县境内)时，对弟弟郭端说：“吾家世为王民，自金人犯边，吾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难入关，今为曦所逐，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遂投嘉陵江而死。历史上的郭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义士”，而在武侠小说中，他成了一个江湖上的“大侠英雄”，而且还在小说中成了具有历史高度的“民族英雄”，成了“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文化层累，最终由金庸小说完成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武侠大厦，进入到中国侠文化一个新的辉煌时代。

感觉武侠没有了全是仙侠了